胡锦涛同志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关于和谐文化

　　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任务和要求。和谐文化有其特定内容，它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建设和发展，它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因此和谐文化是有价值方向的。我们通常说的“文化事业繁荣”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上的繁荣。

　　关于繁荣

　　繁荣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本质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上进行思考。1.从文化消费的层面上看，由相关的文化市场如音像、书报、期刊、影视，电脑软件以及歌星、影星乃至球星的身价上都可以找出繁荣的座标来，从文化消费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当前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繁荣时期。消费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欲望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因此文化消费者在文化消费方面还存在着不满意的情况，是正常的，不能由此来判断繁荣与否。2.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层面上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谐文化事关“方向”，就绝不是可以简单地以“市场繁荣”为检验标志的。在文化建设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能够相结合当然很好，但毕竟这两个效益概念不能互换或者等同，并且在实践中往往在事实上是存在着差异的，这个问题最近在某些领域里被表述得含含糊糊、羞羞答答。现在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较为流行：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其实这种声音的潜台词是“经济效益第一”)，我们不应忘记辩证法还有另一种声音：有了经济效益不等于就有社会效益(这里所指的社会效益是定向的，不是无原则的)。还有，没有经济效益不等于没有社会效益，试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经济效益吗？我认为这些都可能涉及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不要在一种浮躁的心态下似是而非地三言两语了事，引起含混和模糊。

　　文化消费的繁荣，可以由市场法则进行自由调节，花草可以一齐芳菲(杂草可以，毒草不行)，建设先进文化引领下的和谐文化，繁荣要体现共产党执政党的意志和追求，不能靠市场上的叫卖声来左右，因此要制定和强化相应的政策，使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和谐文化不至被“快餐式”文化消费所替代、所淹没。否则灵魂和旗帜要出问题。在“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中，电影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这处市场是成为建设和谐文化的阵地还是外来的“文化垃圾场”，并不是危言耸听的话题。

　　具体说说电影

　　电影繁荣与否，也是人们喜欢议论的，但是，单说“电影繁荣”，容易把人引入误区。因为美国电影是电影，中国电影也是电影(因为矛盾突出所在，我不谈其它国家的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电影在一块儿“上市”，说繁荣也繁荣，但真正繁荣的是谁呢？消费意义上的“繁荣”与建设先进文化引领下的和谐文化所须“繁荣”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是否值得重视，这就要从“迎接挑战”说开了。

　　机遇与挑战

　　二OO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人们曾经议论了许久的“机遇与挑战”仿佛是从这一天开始了。其实，“机遇与挑战”早在这一天之前，就远远不是人们口头上的一个“话题”了，当“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被制定出来并付诸实践的时候，“机遇与挑战”就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感到了实惠：中国的家电产品开始在世界上出头了；中国的国产汽车(当然，品牌并不是国产)显然超过了前苏联和东欧；中国人的服装开始鲜艳并且中国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上；而且，中国人还看到了以前无缘见面的“好莱坞大片”，“NBA”，“FI”……等等，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享受实惠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些失落：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感到在许多消费品的领域里，有许多曾经为中国广大消费者所熟悉的品牌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更深切地感到作为中国电影大品牌的“国产片”几乎是遭遇了品牌塌陷……机遇乎？挑战乎？

　　挑战和机遇

　　这个话题有几种说法：一般的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乐观的说“机遇大于挑战”，忧心的说“挑战大于机遇”。

　　在加入WTO以后，我国政府关于电影方面也是作了“准入”的承诺。但国外影片的“准入”并不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才开始的，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准入”的十部“分账大片”就足以使我们举一反三了：它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无疑已经是天大的一件幸事，如果再多一些，则当然更幸了。对电影业的发行放映者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赚钱机遇，但对其命运与民族电影命运息息相关的电影人来说，其情况就复杂得多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挑战是巨大的、严峻的。

　　“与国际接轨”

　　自改革开放以来，方方面面都在谈论“与国际接轨”，今天“要与国际接轨”已经开始成为时尚，对电影的事儿，也不乏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这里，姑且先不论不同的民族文化能不能“接轨”的问题，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在电影方面这个“国际”究竟指的是谁？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前苏联电影或今天的俄罗斯(电影)、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德国(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伊朗(电影)、埃及(电影)……等等加在一块儿，(在这里，暂时将美国电影排除在外)那么中国(电影)与这些“国际(电影)”都是很“接轨”的，因为它们都是把电影当作一种“倾述方式”，电影艺术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思考、一种情感；或爱或恨，或悲或喜；或者热情礼颂，或者无情批判，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艺术电影”。然而，作为“国际(电影)”的美国(电影)，仿佛天生就是另一种形态：电影是赚钱的工具。因此它总是以制造梦幻为己任，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欲望，这或许就是人们说“商业电影”的缘由。细究起来，中国电影的确与这种“国际(电影)”有很大的差异，很不“接轨”，话说到这里，电影“要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仿佛清晰一些了：笼统地说电影“要与国际接轨”，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顺耳乃至不顺心的地方，但由于中国电影跟其它国家的电影相比较(美国的电影除外)其实是很“接轨”的，所以说“要接轨”等于白说，如果说“要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指美国，那就干脆明说“要与美国接轨”，当然这样比较直露，不及“要与国际接轨”来得含蓄而且时尚，听起来也不觉有什么毛病。但如果是“要与美国接轨”听起来可能不仅不顺耳而且还非常的不顺心了，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

　　谁在挑战

　　当用分账的方式引进了“十部大片”以后，中国的电影市场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引起消费者的极大兴奋之余，同时也引起了电影人的忧虑：民族电影的放映空间和时间都被挤占了。放映场次减少，观众人次下降，民族制片业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进口片”冲击了“国产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更为不争的事实是：“进口片”中的“十部分账大片”就占了全部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并不是笼统的“进口片”冲击了什么，试想，如果把俄罗斯或是法国、意大利、埃及、伊朗或是日本、南韩的影片一年引进五十乃至一百部甚至更多，我敢断言，也不会对中国的电影市场形成没顶之势，然而就是那区区的“十部”(别说再多一些)，它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着一种市场进入的行为方式。目前，“进口片”中以这方式进入市场的几乎全部出自美国的制片公司，这才真正是中国电影面临挑战的前沿。英国电影制片人大卫•普特南写了一本书，标题有点硝烟味儿，叫作《不宣而战》，副标题是“——好莱坞VS全世界”，我专门求证过这个“VS”的含义，得知它是表示一种“敌对或打架”的状态，那不就是“挑战”吗。我们说电影“迎接挑战”，究竟迎接谁的挑战？究竟对手是谁？总不能用一个“WTO”来笼而统之的“八方树敌”吧？其实，对手就只有一个——“USA”。

　　是什么在挑战

　　“分账大片，占了市场份额多少多少”“盗版碟又分流市场份额多少多少”(光碟节目内容也主要出自美国的制片公司)大家都学会了算账，而且把账也算得很清楚了：痛心得很，有一种钱被“抢”了的感觉。问题是：仅仅是钱被“抢”了吗？“分账大片”在吸引观众，这只是一种看得见的表象，而更值得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它在培养观众，它在培养一种口味、一种趣味、一种品位、一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的追求；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家庭影院”开始进入大中城市的居民家庭，而“家庭影院”的节目供应又全都来自影碟(其节目中电视剧除外，大部份电影节目来自海外，而“海外”中美国的节目又占了绝大部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会出现在“家庭影院”面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视听消费习惯已经被影院中的“十部大片”和“家庭影院”中的若干“USA”节目训练成了一种爱好，一种水准，一种非此不受的瘾头，也许他们会从视听的元素上就本能地排斥“美国大片”以外的一切影片，若是面对如此境况，恐怕就不是一个谁“赚钱”的问题了，其实浪漫而又富于传统文化的法国人也许比我们更敏感一些：1993年，当美国的《侏罗纪公园》在法国创票房高收入的时候，法国的反映并不是“钱袋”的问题，而是：“文化：美国的进攻”，以至于在当年的“关贸谈判”中欧盟与美国激烈争论的竟是电影问题，美国人装傻充楞地硬把电影说成生意(而不再说是“铁盒里的大使”了)，而法国人则心知肚明地一直宣称电影事关民族文化，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声称：“精神上创造的不只是商品；文化的元素不能是纯商业性的……各国的文化特征都危在旦夕……这是创作和选择我们形象的自由。一个放弃表现自身的方式的社会很快会沦为受奴役的社会”，搞市场经济，法国无论从体制上还是机制上，无疑都较之我国更为“与国际接轨”，但他们并没有将电影问题当作“商业竞争”而是视为“文化冲突”，而我们更应该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和认识我国民族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它绝不单纯的是一个市场份额的问题，“挑战”既是商业上的，但其本质更是文化上的。它所涉及的问题要深层次得多，要严峻得多，如果坐“别克”吃“麦当劳”看“好莱坞”从时尚追求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生活习性的时候，不禁要使人想起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个预言“不战而胜”。(在这里，我并不把“别克”轿车、“麦当劳”快餐单纯地视为“物”，它们都含有文化上的意义，就象我们看到德国或是日本的汽车，脑子里仅仅是个“进口车”的概念，而看到美国的汽车，就不禁要产生“美国生活方式”的联想，这可能也要归功于好莱坞吧。)

　　压力，是一种自觉自身不足的感受

　　感觉到挑战意味着感受到压力，感受到压力实质上就是意识到自己与对手间存在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呢，有若干判断：1.电影的体制、机制上有差距；2.投资实力上有差距；3.电影技术设备手段有差距。上述的几种判断我认为都有道理，都符合实际情况，但我又认为都不是根本性的。从第一种判断来说，目前世界上主要拍摄电影的国家和地区，除中国正在进行着改制、转制的改革外，其它地区和国家并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拿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来说吧，他们在体制上干脆就是私有制的，股份制的(对于主张改制者来说，这应该是最彻底的了)，其运行机制则完全是市场化的，没有任何计划经济的影响，其电影情况又如何呢？其93年至95年间，在其本地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纷纷“转进”大陆市场，在此期间，国内的一些厂家与港、台方面的“合拍大片”在市场上出尽了风头，钱也赚得令人眼红，然而，好景不长，自95年起，“十部分账大片”开始引进，开张就十分火爆，有人认为中国的电影市场“繁荣”了，观众开始“要看电影了”，但就在此同时，“合拍大片”开始黯然地退出，港台的片商们在本地市场上收不够票房，在大陆市场实际上也被挤了出来，这能说明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吗？目前，港台一些有影响的“影人”在好莱坞拍片，于是有人兴奋地断言华人“打进了”好莱坞，华人开始“进军好莱坞”，其实，哪里有这么辉煌，不就是在好莱坞打工找活儿嘛，吹几个彩色气球，掩饰不了两岸三地电影的困境，再说俄罗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夜间彻底转制，前苏联电影没有了，今天的俄罗斯电影又有什么影响呢？由此可见，体制问题、机制问题解决好了，也并不意味着电影由此步入光明。第二种主张：投资实力不足，区区几佰万人民币投资的国产片与几仟万乃至上亿美金投入的美国大片相比，是显捉襟见肘，有些尴尬，但日本和西欧的几个电影大国，并不是拿不出钱的主儿，怎么就没有一部“大片”在满世界闹腾呢？可见问题的关键还是：不是拿不出钱，而是收不回钱。第三种意见：技术设备差，理由就更不充分了，要说电影的技术设备，德国可谓领先，德国的电影领先吗？况且，技术设备之类的东西是可以“拿来用”、“借来用”、“租来用”的，用了是不是就可以出“大片”？我说未必。那么差距究竟在哪里呢？我大胆地说一句：在文化上。和美国相比，我们可以承认在经济上落后，在科技上落后，甚至在军事上落后，但要承认在文化上落后，可能问题就要复杂一些了，毕竟我们思维上非常习惯于我们灿烂的伍千年历史文明了，文化大国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特别是要面对建国仅两佰多年历史上简直就无“古”可“考”的美国，在电影这个领域里要承认文化上的落后，我自己都感到疑惑和不安，但面对着挑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总应该对其压力有个清醒的认识吧。好莱坞的电影除了不停地在全世界制造美国神话的同时，也还在不停地制造和引导着文化上的新潮和时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主流形态。据此我认为：在世界上只有两种电影：A.民族电影；B.美国电影。A是以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各自的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本土的，本民族的电影。这些不同民族文化的电影我称其为“民族电影”，这些不同的民族电影在彼此之间不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碰撞，彼此可以和睦共处，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好莱坞(美国电影)。在这里，我说美国电影就是“美国电影”，我不称其为“民族电影”，因为美国电影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鲜明的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渗透的“美国特色”，这个“美国特色”是什么？有其二：一曰杂，二曰张扬。“杂”是本质，“张扬”是形式，本质是“五花八门”，形式是“不守规矩”，凑在一起就自由随意，富有创造性，由此形成的文化品性既有扩张性又有扩张力，这可不可以视作一种文化上的优势？我倾向于此，这就是差距，这就是美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君临天下”的原因。固然美国在经济上、机制上、科技上都有着促其电影逞雄称霸的原因，但我感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

　　迎接挑战

　　关于这个问题，议论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御敌利器”，我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但我认为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意识：“传统”既是一笔财富，又是一个包袱，将“传统文化”前面冠以“优秀”二字，可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只要是“传统文化”，就是优秀的；(二)只有“去其糟粕”后的“传统文化”才是优秀的。如果我们以第一种态度对自己进行“全副武装”，然后信心百倍地“迎接挑战”，我想结果只能是“落花流水”；如果认同“去其糟粕”，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迎接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还要挑战自身的传统文化，“两面作战”，任务艰巨、压力巨大，迎接挑战是一场考验，挑战自身是一场更大的考验，它实质上是要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上打一场“与时俱进”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既要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同时还有个对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进行借鉴和学习，有的甚至要吸取、融汇，不能是因为“迎接挑战”就一概以敌为由统统拒之。“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是个很明了的话题，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发扬优秀”可以说是一句口号，“怎样发扬”是具体操作。我们一直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把《卧虎藏龙》视为“好玩儿”，象这种“好玩儿”又赚钱的事儿我们怎么就不做上一回呢？据反映这部影片在海外的市场上“斩获”不俗，同时获得了一个有影响的大奖，仅仅是因为它包装得好，还是因为“老外”们“没文化”？恐怕没那么简单，它到底有没有文化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时不时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对我们自己不会“玩”的东西，就作出不屑一顾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狭隘心理的折射，这种心理何尝不是“传统文化”浸染出来的(当然，在近些年来，市场上有一些“国产大片”也很赚了些钱，但同时也很赚了些骂名，原因多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一句话，在“又杂又张扬”的“美国特色”面前，我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显得规矩多了一些，禁忌多了一些，两军对阵，仗不太好打，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认识，有所准备。

　　战前检查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创作人员普遍有听令于“为政治服务”的习惯，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能追求，唯独少了“为市场而作”的功夫，这一点，已经被市场运行的情况屡屡所证实，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两种互为指责的声音：“市场秩序不好”、“电影质量不高”。市场秩序有待规范和强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质量不高”则容易引起争论；即“质量高”的座标应该怎样确定，“三性统一”这是个说法，但“三性统一”又由谁来认定呢？“好看”现在也常常成了“质量”标准的一种说法，但“好看”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觉，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尺度，又该如何掌握呢？其实，这样的争论容易使人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许多影片并不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形态进入市场的，然后又让其在市场上接受商品“质检”，这本身就是有些错位的，所以一但发生争论，难免“牛头马嘴”，争论的双方彼此不服气又呕气。商品，是供消费者消费的，消费意味着一种欲望的满足，但当我们影片肩负着“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任务时，就必须意识到它与“满足消费”是有区别的，不加区别地将其用“满足消费”的标准来加以评判，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所以根据这种“区别”来制定相应的“质检标准”和市场措施，是必要的，也是不难做到的。关键是舆论导向不应该含糊，应该有区别地进行舆论引导，而不要“牛头马嘴”地昏说一气：把国产影片摆在市场面前然后说得一无是处。一边是“市场有待规范”，一边是“非完全的商品形态”，把问题弄清楚了，就好制定相应的措施。

　　“哀兵”求胜

　　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我们的电影属于“弱势产业”，这个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我在前面提到的压力和种种情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确处弱势。其实，弱势并不就是败势，历史上由弱取强的事例也不是个案。要紧的是我们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敢于“示弱”，恰恰是有自信心的表现，知道己弱，就会加紧自身的整改，该补充的补充，该丢弃的丢弃，该求援的求援，进退攻守的策略也会及早制定，总之，不要用一些振奋人心的大话空话来慰及我们高贵的民族自尊心，会误事的。在美国强大的工业化“电影作业生产线”前，以灵魂闪光为已任的中国的电影，犹如一支“哀兵”，但“哀兵”亦有取胜之道，但前提是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哀兵”，才能有相应的用兵之道，如果明明是一支“哀兵”，但带兵者却偏偏视其为“王者之师”，亮开“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以中国电影工业化对美国电影工业化的架势“迎接挑战”，前景可能不会光明。以上说了一些“不争气”的话，以为自警，更为图强，愿中国电影在和谐文化建设中找准自己的出击前沿，用我们火热的民族灵魂光芒战胜那些没有生命的“器物”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