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戏”字，和邱明瑞结缘一生。川剧凝注了他对生活的激情、希望，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给予了他生命的荣光和价值，以及一个相伴一生的贤惠妻子。

　　1951年，我受哥哥影响开始学戏。4年后，我考上四川省川剧学校，成为第一批学员。她是1958年进校的第三批学员，我和她是在川剧学校认识的。(李端华讲述：我是简阳人，从小就受外婆的影响，经常看简阳川剧团的演出，非常喜欢川剧。小学毕业那年，省川剧学校来招人，我瞒着妈妈报了名，只唱了一首《东方红》就通过了。)

　　1961年，我毕业后进了省川剧院，省川剧学校也聘请我做专业课老师。端华她们的表演等很多课程都是我教的。我为他们排了一出戏《杨八姐盗刀》。排戏时，我发现，我的戏很适合她演，在那批同学中，无论是唱腔、灵性还是表现力，她都出类拔萃。(李端华：他既是老师，也像我的大哥。那出戏排练了很久，终于到表演那天了，他却在剧团演出，不能分身赶来，我和另一个参加演出的同学都急哭了，不晓得该怎么办，好像他不来，就失去了依靠。)

　　结果那天我戏一完就飞奔过来。我逐渐对她产生了感情，觉得她是我心目中追求的对象，我愿意找个志同道合，和我在事业上有共同爱好和话语的人。可以说是戏缘促成了我们的姻缘。那时想法很简单，也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追求她，更没有想过用排戏作为筹码赢得她的感情，我们的感情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那时物资很紧张，我有时用省下的粮票给她买点点心，比如三角酥、杂糖，吃饭时就把好菜夹给她吃。

　　结婚40年，我们的结婚证都成“文物”了。1967年11月10日，我们扯了结婚证，我28，她22。那时经济条件不太好，1968年举行婚礼时，我妈妈自己炒菜，请了几桌客人。我们买了一张床，一个写字台，放在单位分的窄窄的单间里，就算成了家。

　　贤惠师母把演员当女儿

　　她有时会说我对演员太严格了，要注意方式方法，多给演员时间消化。其实排练场下，我们把很多演员都当成自己的儿女。她最难得的是，对学生从来不嫌麻烦，在生活上很照顾她们，有一次她对女演员刘谊好得都让我“吃醋”了。

　　我每排一个戏，第一个观众必是她，她既专业，又能以观众的视角看戏，往往提出的意见都很中肯。但她也是排练场上，惟一敢和我叫板的人，我硬是拿她莫得办法。

　　做导演，我一贯的标准是：入耳入眼入心，要求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新。他们都说我在排练场上是六亲不认。有时演员一个眼神或是指法排练很多次都不能到位，我的态度就很严肃。她下来就要说我，你态度好点嘛，耐心一些，你的构思虽然很成熟了，对演员严格要求也是为了排好戏，但演员需要时间来领悟。

　　我的作品成型后，她就是第一个观众。我很尊重她的意见，她往往也提得很到位。

　　她后来也进了省川剧院，有时我也会为她排戏。排练场上，别人对导演是惟命是从，但她是惟一一个敢在排练场上和我叫板的人。比如说给她排《红灯记》时，排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时，需要她用表演带动观众的情绪，但她有时排到这里还要笑，我硬是拿她莫得办法。

　　虽然排练场上我很严格，但排练场下，我和她把很多演员当成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她，很体谅这些年轻演员，有时演员们到家里来吃饭，她从来都是亲自下厨为她们烧菜做饭，从不嫌麻烦。

　　女演员何玲是重庆人，父母都不在身边，给她排戏时，端华在生活上尽量关照她。只要何玲来家里吃饭，她还要做些我们平时吃不到的好菜。

　　有一年夏天，排完戏后我喊何玲到家吃饭。我进门就看到桌子上有半个西瓜，里面的瓜瓤都挖碎了，还放了白糖。我满以为这是给我的。哪晓得这是她给何玲准备的。我既赞赏她，心头也有点吃醋，怎么没有我的呢？天热了，她很心疼何玲，怕她排戏中暑，还特地熬了绿豆稀饭给她解暑，把她当成了我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