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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56位起义者心怀“航空报国”志向，当天凌晨驾驶着12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随后，“两航”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这一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史称“两航起义”。
成都通锦桥，一栋老式小区里住着89岁的老人陆爱敏，对她而言，每年的11月9日是个庄重的日子。
陆爱敏的丈夫周世政，是当年11·9“两航”起义者中的一员。上世纪四十年代，陆爱敏随丈夫到香港，“两航”起义后回到大陆，先后辗转广州、天津、太原等地后，于1956年来到成都定居。
1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程拜见了陆爱敏老人，这位“两航”起义的见证者。陆老一头银发麻溜地梳往脑后，红色毛衣将她衬得精神矍铄，利索的谈吐中偶尔还蹦哒出来几句英文，讲到激动时“噌”地站起来，并不时辅以手势。陆老说，年近九旬的她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上海到香港
她嫁给了“中航”人
大时代的年轻人把命运交给了时代。彼时，周世政正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求学，而中国远征军将开赴缅甸对日作战，需征召一批会英语的年轻人入伍，“他英语很好，年年都是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周世政遂应召入伍，成了远征军炮兵部队的翻译官，直到1945年远征军回国，周世政才又回到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周世政和陆爱敏都是上海人，俩人在一次教会活动中相识而相恋。周世政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成了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员，主要负责测量工作。正当两个年轻人本以为就此长厢厮守时，时局巨变，不得不分别两地。1948年秋冬时节，周世政随中国航空公司的大部队由上海迁离至香港。
“交通马上要断了，你再不来可能就来不了了。”当时的形势紧张，国民党意欲切断香港和上海的交通，周世政得知后立刻联系了陆爱敏，在征得家人同意后，陆爱敏随即赶赴香港，两人随后便在香港完婚。
秘密准备起义
凌晨装运飞机零部件
1949年解放在即，彼时在香港举步维艰的中航员工也盼到了来自北京的好消息，准备起义。可准备工作是从哪天开始的，陆爱敏也说不上来，“他们的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家属也不能告知。”
“当时啊，那些飞机的零部件都是买不到的。”陆爱敏告诉记者，要为尚未起步的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基础，除了飞机，飞机的零部件也很重要，以周世政为代表的中航员工，便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地将零部件偷偷收藏起来，“不仅要防着国民党，还得提防香港警察。”
“那个装零件的箱子大概一米二长、一米二宽。”陆爱敏一边回忆道，一边拿手比划。因为搬运对象过于庞大，为了防止起义的消息走漏风声，把家属也拉了进来帮忙。于是深夜的香港启德机场，男人们拼装仪器，女人们则在门口放哨、巡逻，帮忙打掩护，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对于人员去留问题，早在起义前，中央就下达了相关政策：人员来去自由，不加干涉。在通电起义前，中航公司也执行了相关政策，中航员工有回大陆、留香港和去台湾三个选择。陆爱敏也问过周世政：“你英语这么好，为啥不去外面呢？”时至今日，周世政的答案仍常常回荡在陆爱敏的脑海，“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成功起义北飞
希望铭记那段激情岁月
1949年11月9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这天凌晨的香港启德机场，平静的表象下早已波涛暗涌。据陆爱敏回忆，为了避免引起香港启德机场当局的怀疑，11月9日的航班仍旧按照惯例继续排班并发预报和售票，同时还要把起义指挥部确定参加起义北飞的飞机和空勤人员安排好，“飞行预报上发的是，他们要飞去海口、重庆、桂林、柳州、成都、昆明、台南、台北等地，但其实，他们飞的是北京和天津。”
所有起义的飞机都做足了准备：将成套、成箱的飞机零部件和轮胎、汽油等伪装成货物装上了机，按顺序依次起飞；为了尽可能不在中途降落加油，每一架飞机也都加满了油；一组抢险队专门负责扫清机场滑行道和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碍物；通讯机务人员也秘密地为每一架飞机电台设置了空中通话的专用频率，以保证飞行途中的联系，又防止被窃听。
1949年11月9日早上六点，一架载着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及起义人员的飞机直飞北京，另外十一架载着飞机零部件的飞机飞往天津。
上午九点半，尚未北飞的起义人员终得到了平安的消息——此时飞机已经飞越汉口，安全了。起义以胜利告终，周恩来总理为此盛赞道，“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1956年，周世政听从组织召唤来到成都，调研这里是否有建设飞机生产基地的条件，一家人遂定居于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参加过两航起义的人员和家属虽散落在全国各地，却也总会定期聚会、交流，怀念那流逝的峥嵘岁月。
1999年，周世政去世，享年74岁。
慢慢地，随着参与那场起义的勇士们相继离世，陆爱敏便有了一种紧迫感与使命感，“我也快90岁了，我只希望这个时代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张想玲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