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病毒捕手”:没有湖北旅行史、接触史 悬案怎样侦破?

2020年02月16日 04:12:39 来源:成都商报
记者 王垚 白茹 吕国应 编辑:王敏琳

岳勇(左)与同事画“关系图”

  15日上午9点31分,几乎在2分钟内,“健康成都”、成都发布、成都商报……经由政府部门官微、权威媒体,成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正在进行新一天的更新。

  “截至2月14日24时,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9人,累计出院44人,死亡1人,其余94人(其中危重11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470例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是这份数据的提供方。

  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党员岳勇每天要接到大概200个电话,各层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社区,甚至是普通市民来询问:该如何排查疑似病例?发现疑似病例后怎么办?新冠肺炎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每个电话岳勇都会以最快速度问清楚最核心问题:“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然后,他和同事们开始“追凶”。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点,最终形成流调(“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报告,提出合理的预防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

  推算14天行踪,编制一张关系网

  虽有诸多高科技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为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径。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分为30多支现场流行病调查小分队,两人组队,如果某一区县报告疑似病例,小分队会与属地疾控部门、社区汇合,完成采样复检,开展问询。

  过去14天内每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接触了哪些人?去过哪些人员密集地?这是最基本的询问。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更多细节问题,甚至包括每天吃饭时跟谁坐在一起,分别是什么位置?外出散步时跟谁说过话?说了多久等等。

  基本情况问询结束,流调组成员会带着这些信息,回到武侯区龙祥路4号市疾控中心所在地,比对更多流调组成员带回的信息,画出该疑似病例的关系网。

  基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成立的流调组,科室办公室最显眼的是一面比人高的支架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画着确诊病例的关系图谱,以核心病例的发病时间为放射线,往前推算14天内,所有大型聚会接触到的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都在关系网上。

  “八卦”一次聚会,完成一组拼图

  岳勇说,问一个疑似病例的情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一时长会根据疑似人员的社会交往情况延长。如果通过实验室给出的报告证实疑似已转为确诊,流调组则需要细化完善信息,并通过询问其密切接触者佐证各种信息的合理性,直到过去14天内,确诊病例的行动图谱基本“靠谱”。这一过程中,流调人员还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以筛查需要医学隔离的人员进行下一步确诊。

  在岳勇撰写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报告中,涉及聚集性疫情至少占病例总数的五成。

  1月31日,郁某确诊。2月7日,来自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看似“悬案”:没有湖北旅行史、可疑人员接触史,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直到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流调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因为一次聚餐。

  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发热、咳嗽,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一家,同餐的另一家沈某,也在2月初确诊。而徐某很可能是在沈某组织的家庭聚餐中被传染的。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发现其周边有多位确诊病例,此后袁某才回忆有聚餐这条线索。”岳勇说,流调组成员会通过提问方式打听“八卦”,引导对方回忆各种生活细节。同时还要对信息进行甄别。比如岳勇参与流调的一个案例,一对成功人士夫妻开车到大医院看病,后两人被确诊。在对此前14天的行动轨迹问询中,两人刻意隐瞒,关键时间点只说“开会、办事”。流调组成员请他们开出开会人员名单,一一问询。见瞒不过,他们才说出从武汉回来的经过。

  “脑补”一些画面,一些病例仍是悬案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候找上A大爷的。80多岁的退休老人,住家、楼下遛弯、买菜,三点一线,生活相对规律。

  2月5日确诊后,流调组成员即对A大爷展开询问。“过去14天内你每天都做些什么?”“没做什么。”“1月20日这天你干什么了?”“哎呀,我哪记得嘛。”最初,流调组成员与A大爷的对话即在如此无效询问中循环。

  面对“A大爷”们,岳勇需要“脑补”一些画面。比如,大爷过去14天买菜接触过什么人?可能去过哪些亲戚家串门?搭乘了什么交通工具?一项项地排查。但遇到A大爷因记忆偏差提供的无效信息,又该如何?

  流调需要进行交叉对比。A大爷说某天他曾去了亲戚家串门,询问其亲戚,这一说法被否认了。无奈,流调组只得请来公安机关协助询问,并借助大数据清晰画出A大爷的行动轨迹。可目前,A大爷这一病例仍然是个悬案。或者某一天,这样的病例“孤岛”会和另一个病例“孤岛”联系起来,成片、结网。

  2月6日,成都首次公布68个确诊病人曾停留地点,此后每天更新。在岳勇看来,公开透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舒缓市民压力,有利于流调工作。

  不是“一锤子买卖”,有时靠的是时间

  完美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可以追溯到“零号病人”,即第一个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患。但这并不适用于新发传染病,当一份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被呈现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零号病人”,但其实这样的报告是需要不断被验证或者纠偏的。

  让岳勇感到“压力”的除了繁杂的流调工作,还有其他。“有的人会比较依赖流调结果,觉得活动轨迹清楚了,人锁定了就什么都能搞明白了。”岳勇反复在强调一个客观事实:流调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做判断,即使流调结束,也不能打包票说把真正问题都搞清楚了。

  比如一起家族聚集性病例,中年女性户主最先发病,继而是其侄女、侄女的婆婆、侄女三个月大的儿子、该名妇女的婆婆。但经过流调,他们均无疫区旅行史,没接触过野生动物,与辖区内确诊患者也并不相识。唯一被高度怀疑的线索是,该名中年妇女的女儿近期从武汉回到成都,但其本人并无任何不适症状,且经过四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此时的流调仅以散发案例处理,“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这是输入性,那是否是本地源发?”岳勇说,如果是本地源发,当时成都的防控等级一定会升级。直到4天后,该女子核酸检测呈阳性,这起家族聚集性病例的感染路线被最终刻画清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白茹 摄影记者 吕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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