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林谈美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铭文

四川荥经“成草”“成”

　　人们通常将秦和秦以前的文字称为“篆体”，把秦以后的文字称为“隶体”，在篆体中又常把秦以前的文字称为“大篆”，把秦统一六国后统一的文字称为“小篆”。“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许慎：《说文序》），这里的大篆实指太史籀所著的《史籀篇》。至于战国文字，由于当时称为“古文”，也就相沿下来。古文实指战国时期秦以外的六国文字。

　　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又称“金文”、“钟鼎文字”、“吉金文字”、“彝器文字”、“彝器款识”以及“彝文”等。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金文是商代早期铸于青铜器上的族徽符号。在漆器刻写的文字叫刻划文字或刻划符号等，不一而足。就先秦时期来讲，从商、周到战国的铜器、漆器、陶器上，四川皆有文字作品呈现。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巴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不仅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研究这一时代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按照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对铭题的分类，结合巴蜀地区当时的情况，本节将这些铭文分为兵器文、金文、漆器文和陶文4种。

　　一、兵器文

　　在青銅兵器上铸刻文字,,一般來說意义有四：明冶工之名、明持有者之名、說明製造工藝的精美、明激励之言。

　　1970年代在郫县发现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在新都出土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73年在重庆万县发现一件有铭文青铜戈， 1959年在湖南常德26号战国墓出土一件巴蜀铭文青铜戈，这些铭文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巴蜀有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但是直到涪陵、青川、荥经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器物上才正式发现汉字。

　　战国时期，按照“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礼记·月令》）的规定，工匠臣隶都要在自己所作器物上题刻时间、监造部门、监工和自己的名字，由此而形成所谓的文字下移。

　　1987年出土于青川县的战国时期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九年吕不韦戟”，戟内部两面都有铭文，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戟背面铸文：“蜀东工。” 这是秦兵器中刻铭较多的一件。刻铭笔划细如发丝，极浅，无法墨拓。刻时有滑刀现象。如第一行“邦”向左滑一刀至第二行“守”字；“造”字向下滑占去约一个字面积，第二行第二个“守”末笔一横过长，穿过竖笔，粗看极似一“牢”字，但考虑到同第一个“守”字相类，于文义亦以“守”字为确;“蜀”字上部从“目”，参照涪陵小田溪“廿六年蜀守武”戈及汉“李蜀之印”中“蜀”字上部从“目”之例，释为“蜀”。秦国的兵器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这件戟，督造者既有朝廷的相邦吕不韦，又有地方的蜀郡守金，这在战国兵器铭文中是罕见的。对研究秦代四川历史与冶炼铸造技术，具有重要价值。

　　1972年四川涪陵地区（今重庆涪陵区）小田溪战国秦墓出土的秦戈，援长14、胡长16.2、内长10厘米。内上有秦箓铭文：“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箎。”3行，16字。铭文用坚硬而锋利的金属刻划而成，笔划极细，字体相当草率。铭文的风格是秦文字的风格。丞字从山，是秦体的特点。工师的师字，在早期金文中都写作“师”，战国铜器的铭文简化为“币”或“市”，三晋铜器铭文中有时“工币”二字连文。到了战国末期，秦国铜器铭文又恢复了“师”的写法。此戈写作“师”，证明不仅是秦器，而且是战国末年的秦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在巴蜀地区制造的有铭文的兵器很少发现。这件戈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造，尤其有重要价值。

　　1985年荥经县同心村战国墓出土、现藏雅安市博物馆的“成都”铭文的铜矛，矛身通长21.9厘米，宽3.1厘米，骹长2.8厘米，是长骹矛中的一种。呈弧形的利刃比较狭窄，刺身为狭长、流畅的柳叶状，圆弧形的背脊弧度较小，中空至矛尖。矛弓形双耳间的骹面上，铸饰有一只浅浮雕虎像。在虎首前端的骹面有阴刻的铭文“成都”二字，而刺身背上另有阴刻铭文“公”字。战国墓里发现了“成都”矛，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便已经有了关于“成都”的说法。这柄青铜矛的发现，可将成都历史向前推约200年。

　　二、金文

　　茂县牟托战国墓出土1件铜鼎，通高25.5、腹径23.8厘米。鼎盖顶部有一周悬针篆书的铭文，计24字，铭文全文为：“佳八月初吉，亥与子共，自乍（作）繁鼎其眉寿无疆子孙永保用之”，弥足珍贵。

　　青川战国墓出土1铜鼎近口沿处阴刻篆书“壹”、“长”二字。

　　三、漆器文

　　1981年、1982年在荥经县曾家沟发掘的战国墓群，出土了大量漆器，漆器上发现有八个刻划文字（符号)）“” “” (即“成草”<造>)，字体古拙，经专家论证为“成”、“成造”，这些刻划文字完全不带隶书风格，而接近周代金文的风格，属于战国早期秦灭蜀之前的文字。这种刻划文字与战国秦汉漆器上烙印的“成亭、“成市”等文字作用相同，都是注明漆器制地的标志。这些铭刻文字的发现，为探讨巴蜀漆器的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材料。

　　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奁上有两组填朱的“成亭”烙印戳记，还有朱书“王邦”的姓氏，耳杯、碗、奋、双耳长盒等漆器的底部或耳部，刻有“成亭”、“东”等文字。

　　四、陶文

　　所谓陶文，笼统指陶器上面留下的各种古代文字的遗迹，包括戳印附陶文、刻画陶文、墨迹（或朱书）陶文等多种书体。春秋战国时较知名的有邾国陶文、齐国陶文、燕国陶文等，巴蜀地区出土甚少，迄今只发现1件，即青川战国墓50号墓出土1件陶釜，其肩上篆书阴刻“赵志”二字。

　　需要说明的是，战国中期以后的这些器物的题铭，有很多只是书面语言意义上的“刻字”而已，它们很难作为书法作品，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巴蜀铭文数量极少，且缺乏在全国知名的作品，没有出现如薛国《薛子仲安簠》那种以纤劲圆润线条的传统大篆，也没有齐国《公孙窑壶》那种用刀飞动犹胜于笔的传世之作，其书法成就远远不能与当时的齐、晋、卫、燕等国相比，这也许与当时的巴蜀还只是一个偏远之地有关。

　　需要提到的是，四川还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铭文，如1959年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出土的殷末周初铜器父己觯，内底有金文体铭文“牧正父己”四字，还出土父癸觯，内底上有早期金文体铭文“羊(羌)父癸”三字。但由于这些器物是外地流入蜀地，“当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有力物证”，非四川所产，故本书不叙述。

　　按：本文为第二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系列科普文章。原文注脚已删除，读者如果欲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请参见《四川美术史》（上册.先秦至隋唐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

　　唐林，美术史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及成都市非遗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共320万字），大多为北大、清华、人大以及国图、首图等著名大学和省市的图书馆馆藏。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等。

　　（文/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唐林）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