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

位于华西口腔医院旁的老建筑。

　　走在成都人民南路三段和小天竺街交叉口时，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路边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但大多人不知道，数十年前，陈寅恪、闻宥、吕叔湘等学者、大家曾在这座楼中居住、工作。这座如今被作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的二层小楼，曾经是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的圣地。

　　盛极一时

　　中国文化研究所列入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如今的成都市华西坝，高楼大厦和交通要道中，散布着数十座古朴典雅的近代建筑。这些青砖碧瓦的小楼，共同组成了四川大学近代建筑群。其中位于人民南路三段14号的一座二层小楼，从相貌上看并无太大不同，却被列入第二批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究其原因，这座面积400余平方米的砖木楼房，是曾经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当年的文化研究所被誉为“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的圣地之一”。

　　成都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都与曾经生活在小楼里的人和发生在小楼里的事，有着悠长的联系。

　　74岁的谭楷，曾经在这座小楼中生活过6年。谭楷的父亲，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至1958年，谭家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一楼。

　　79岁的金开泰，1964年初进入当时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的华大工作。退休前，金开泰曾因为写华大简史，看了几遍华大校史，从此便对学校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产生了兴趣。

　　通过两位老人的讲述，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闻宥、杨佑之、何文俊、吕叔湘等学者、大家一一浮现。当然，还有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满楼名人

　　由于缺少住房教授办公和居住都在一处

　　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保留下来的小楼，上下两层，每层有8间。1940年建成至1952年间，先后有多位来到成都的教授居住。这座小楼连同周围的几座楼房，当年被称为天竺园。

　　“当时住房紧张，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很多人都来到成都。”谭楷回忆，由于缺少住房，很多教授办公和居住都在一个地方。

　　上下两层16间房子被一分为四。1940年初，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住在一楼右边的一间，另外三间便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地。

　　一楼另外四间曾住着何文俊一家。“何文俊当时是华西大学的教授，后来当了西南农学院(西南农业大学前身，今西南大学)副院长。”

　　二楼左边的四间，住着杨佑之一家。“杨佑之是中国会计名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号称马寅初的头号大弟子。”

　　二楼右边的四间，曾经住着吕叔湘一家。这位曾经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过的语言学泰斗，当时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后来主编过一本著作，名为《现代汉语词典》。

　　博采众长

　　闻宥网罗各路大家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

　　提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始终绕不开闻宥。1940年初，闻宥被聘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只身到成都后，就住在小楼一层的一间房子里，他开始在这里着手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闻宥出任所长。闻宥本人是学术大家，不仅精通英、法、德、日四国语言，而且精通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网罗各路大家，“把中国文化最好的研究者，都请到研究所。”

　　另一历史原因，也帮了闻宥的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中部的高校被迫西迁。应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之邀，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都搬到华西坝，不少名家也随校来到成都。

　　受闻宥召唤，中国文化研究所大家云集，中国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古史学家董作宾、历史学家韩儒林等都成为研究所成员。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陈寅恪。

　　“我们翻遍了校史，只找到陈寅恪在华大的一个职务，就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金开泰说，陈寅恪之所以加入研究所，就是因为闻宥。

　　闻、陈二人在成都聚首之前，便有书信往来。在成都期间，陈寅恪对小自己11岁的闻宥大加赞赏，并撰写一副对联相赠：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

　　陈寅恪被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后，两个中外知名的语言学大师，开始了共同从事研究的生涯。对闻宥的语言研究，陈寅恪称赞说：“信为吾国此后治本国语言文字之学之楷模极有关系之文也。”

马悦然拍摄的闻宥。

陈寅恪全家

　　亦师亦友

　　跟随闻宥学中国语文老外马悦然领略古典诗歌之美

　　上世纪40年代末，谭楷还是不满十岁的幼童。他还记得，父母常带他去天竺园一个老者家里做客，这位老者就是闻宥。“当时我家住在鲁村，也就是现在的凉山宾馆所在地，离得不远。当时我管闻宥叫‘闻爷爷’。”

　　谭楷的记忆中，每次去闻宥家，都看到屋里摆着一堆古玩字画，都是别人送去请闻宥帮忙鉴定。“闻爷爷长期研究语言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做学问非常严谨。”

　　1940年，闻宥初到成都时，只身一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直到3年后才到成都团聚。闻家所住的房子，由一个单间扩充到整座小楼一楼的一半。每次到闻家做客，谭楷都看到闻宥埋头在字画堆中。

　　让谭楷印象深刻的，还有闻宥家中先后居住过几个外国学生。“马悦然、傅吾康、西门华都在闻家住过，他们都是闻宥的学生，后来也都成为著名的汉学家。”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马悦然。1948年，马悦然来到四川做方言调查，并在华西坝跟随闻宥学习中国语文，曾在闻家居住。鲜为人知的是，马悦然之前的中文名是“马可汗”，现在的名字就是闻宥给他取的。

　　闻宥年长马悦然23岁，对于马悦然而言，闻宥是慈祥的父亲、博学的老师和真挚的朋友。马悦然曾回忆说，“他的博学、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和他那种引导朋友和学生领略学术研究之美的能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

　　写诗忆旧

　　陈寅恪眼盲前最后看到鲜花的日子是在华西坝

　　1943年夏天，大名鼎鼎的陈寅恪为躲避日机炮火，携妻带子，从北京来到成都。彼时，陈寅恪的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而且是教育部特聘，工资由教育部支付。

　　初到成都，陈寅恪一家住在陕西街上的燕京大学宿舍。“陕西街条件很差，陈寅恪一家在那住了几个月，就搬到了华大中国文学系所在地背后，也就是华西坝上的‘广益大学校宿舍’。”

　　广益宿舍的住所，条件好得多，陈寅恪一家在那里住了一年九个月。“那段时间是陈寅恪双目失明前的最后时光，他最后看到鲜花就在华西坝。”

　　实际上，陈寅恪到成都时，右眼已经失明。半盲翁当时主要在燕京大学临时学校讲课，“他的课不仅学生去听，很多教授也去听”，陈寅恪也因而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誉。

　　金开泰翻阅校史发现，陈寅恪在成都期间，还吸引了另一位大家——吴宓也来到成都。“吴宓当年在重庆大学任课，有一年的学术休假，因为他跟陈寅恪关系好，1944年8月也来到成都，在川大教课。”在吴宓的日记中，详细记录着陈寅恪治疗眼疾的病例，每天吃什么药，感觉如何，都有记录。

　　1944年12月，陈寅恪的左眼也不能辨视物象，双目完全失明。隔年2月，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题目便是《华西坝》，其中写道“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由此可见陈寅恪内心的忧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于1945年9月13日，乘飞机离开成都，前往牛津大学任教，顺便到伦敦治眼疾。

　　即便离开成都后，陈寅恪仍然对生活过的华西坝念念不忘。1964年，他在诗中写到“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陈寅恪夫人唐筼也写过一首《忆成都华西坝寓居》：“喜得来游古锦城，花开四季一年春。林园纵好心难静，为有邻家犬吠人。”

　　成果斐然

　　存在的12年间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中国文化研究所便不复存在了，从建立到解散，前后只有12年时间。实际上，早在院系调整之前，研究所就已经开始出现颓势。“抗战结束后，五所大学重回原地，很多研究所的教授名家都离开了成都。”金开泰说。

　　1952年，担任研究所所长的闻宥被调到四川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馆长和川大教授，1955年，又被调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当教授，直至去世。

　　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中国文化研究所在12年间，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印刷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出版了包括《中国文化论丛》在内的一批学术刊物。

　　“实际上，当时除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外，还有边疆研究会、边疆研究所、华大博物馆等几个研究机构相互配合进行研究。”金开泰说，正是这些蜚声中外的学者大家，在动荡年代的不懈探究，才得以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命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兴生 摄影 刘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