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银锭

　　金戒指

　　金印（收缴文物）

　　西王赏功银币

　　金耳环

　　金发簪

　　张献忠沉银，从几百年来的民间传说成为事实，一举轰动全国。然而在沉银之外，张献忠还留下太多秘密。他究竟有没有如史料记载屠尽四川人？此次发掘出水的贵金属究竟是来自民间的烧杀抢掠还是另有来历？它们究竟价值几何？备受公众关注的秘密，在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专家座谈会上逐一被专家抽丝剥茧。□本报记者 吴晓铃

　　张献忠屠尽四川人？史料记载有所夸大

　　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四川有两个广为人知的说法：一是杀人，二是抢钱。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大量金银锭以及民间首饰，已经证明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的事实。但张献忠果真如史料所言，性情暴虐、每日要杀人一两百，最后杀人六万万，迫使清廷“湖广填四川”吗？

　　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被专家们认为不值辩驳。“清朝人口最多时也才4亿，张献忠怎么可能就杀掉川人六万万？”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说。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领队、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副研究员周春水认为，张献忠后期撤退时才大规模杀人，“从军事角度考虑，他打了败仗，撤退前肯定要烧杀，目的就是不把辎重和人口留下，以便追兵迅速补充人力物力。”

　　那张献忠屠川的言论，为何会流传几百年呢？

　　与会专家中有一个和张献忠同名同姓的人，他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他认为，清人所修《明史》中记载张献忠屠川，其实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张献忠在四川确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杀人数量还不少，但大部分记载都有夸大。清朝对四川人的屠杀，也被栽到张献忠头上了。”张献忠认为，“张献忠在前期可能会存在战争中的屠城，但没有大规模屠杀。他刚进入四川也想好好经营，提出了一些百姓欢迎的举措。只是后来地方武装反抗，他实在呆不住，才产生了弃蜀的想法，最终有了屠杀行为。只是这种屠杀应该也只是发生在成都附近。”张献忠称，把四川人口大规模减少算在张献忠头上并不妥当，“四川之祸，张献忠入川不过4年，而清军则攻打四川数十年。凡不剃发者、凡不从者，皆杀之。清军杀人应该多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只是清朝政府为了政权合法性，夸大张献忠屠蜀，“不仅可以转移政权合法性的危机，还可以美化成为明朝复仇，减轻老百姓的抵抗情绪。”

　　张献忠财富来自何方？主要抢于藩王富户

　　此次彭山江口沉银，出水了众多金银首饰，它们难道不是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的证据吗？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虽然7日临时缺席座谈，但他托人当众宣读了自己的观点，“张献忠沉银来历，传说他发现民间有藏银一两者，全家杀殁，因此积累大批财宝。这一说法有言过其实之处，张献忠财富所得，大多出于官库或藩王富户之家。他所获成都官库所存不下五十万两，蜀王府所藏当以数十万计，这些当为张献忠财富主要来源，绝非民间一二两搜刮所得。”

　　这种说法也得到袁庭栋、陈时龙、陈世松等专家的认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时龙认为，此次出水的金银册比较多，其中还有南明楚王朱华壁的名字。“张献忠杀楚王是1643年，几年之后，楚王的东西却在江口出现，说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宝藏主体就来自明代藩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认为，此次出水银锭中所刻的各地官府名字，可以勾勒出张献忠的行军路线，也证明这些官库所藏才是他的粮饷主要来源。张献忠也表示，“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抢掠并无本质不同。李自成掠夺的首先是宗室富户，到普通百姓家能抢到的，到富户家抢不是更有收获吗？”

　　这些出水的金银锭上，甚至还有史料记载的官方人物。袁庭栋透露，此次出水银锭上有四川巡抚“陈世奇”、监军“廖大亨”的名字，“廖大亨是崇祯十四年与张献忠大战时的手下败将。狡猾的张献忠曾编了歌谣全军传唱：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这就把文献与考古实物完全结合起来了。”然而，这些人为何会把名字刻在金银锭上？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世松认为，这同样是丰富四川历史研究的证据。“廖大亨崇祯十四年入川，卖力推行明思宗朱由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大规模加税作为练兵费用。没有完成纳税的地方，就让衙役们自己去讨并作为薪金，闹得民间怨声载道，最终‘打衙蠹’的民变燃遍四川。这次出水银锭上有廖大亨之名，是否就是征收的银两？而陈世奇有一次打了胜仗获赏三万银锭，这次发现的刻有陈世奇之名的银锭，是否就是他所获赏银，所以才刻上自己的名字？”陈世松认为，这些文物上的蛛丝马迹，反映的正是四川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许正是民怨沸腾，才为张献忠一路进攻成都铺好了路。”

　　出水文物有何价值？

　　为明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3月20日江口沉银遗址公布考古成果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透露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如今，文物数量仍在增加之中，它们为明史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说，这次考古出水的金银册，对于研究古代册命制度均有极大意义，“古代从西周开始就有册命制度，但它如何演变，到明代是什么情况？这次发掘结合史料记载，将推进这些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则认为江口发掘，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可以推动张献忠农民起义的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对于明清历史，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留下的大规模遗物并不多见。此次发掘，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空白。从出水文物来看，我们目前只发现了冷兵器遗存，至少可以发现张献忠船上没有装备火器。但火器在明末清初已大规模使用，这为张献忠的败亡原因提供了更多认知。此外，清代对明朝朱姓子孙重点打击，所有材料都尽可能清除。这次出水的金银册对薄弱的明代藩王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记者了解到，彭山正在筹建江口沉银博物馆。对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冉光荣还现场建议考古发掘与博物馆建设甚至旅游区规划，作为系统工程来进行，让考古遗址和文物作为文化资源为地方发展助力。

　　交 锋

　　在此次座谈会上，部分出水文物也令专家产生不同观点。未来，这些公众同样感兴趣的话题，有望随着考古的持续发掘和研究而揭秘。

　　1、永昌大元帅金印是真的吗？去年年底，作为2016年全国文物第一案的彭山江口盗宝大案宣布告破。其中，一件警方追回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被当地认为是一级文物。

　　对这种说法，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献忠认为“可能性基本没有”。他认为，这个金印是警方从盗贼手中追回而不是直接发掘出水的，就存在造假可能。即使没有造假，属于张献忠的可能性也等于零。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一语道出其中缘由：“张献忠所有军事编制里没有大元帅，他手下都称将军；而永昌也不是张献忠年号，而是李自成的。所以，我也怀疑金印造假。”不过，袁庭栋认为他所据以推断的全是史料记载，“或许张献忠真的有过大元帅设置，只是设了以后并没有用，这就是未来我们要研究的地方，用实物与史料互相参证。”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彭勇则认为没必要过早否认金印真实性，“我们应该以科学审慎的态度，从军事史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之后才进行最后的判断。”

　　2、西王赏功金币孰真孰假？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20多枚西王赏功金币备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史学界结合近世钱谱著录以及各博物馆馆藏资料，认为张献忠成都称王后铸造的西王赏功金、银、铜币发现总数不到10枚。其中金币历史记载只有两枚，一枚在上世纪于成都面世后被无知者熔毁，另一枚则馆藏于上海博物馆。此次发掘之前，袁庭栋曾在上博见到了那枚金灿如新的金币，由此怀疑去年在彭山看到的到处是蜂窝眼的追缴金币实为造假。但是，当袁庭栋此次看到了出水的20多枚西王赏功金币之后，他对原有判断产生了动摇，“如果我们这批埋在水下、看上去有腐蚀痕迹的金币是真的，那上博那枚精美的金币会是假的吗？”

　　3、上万出水文物并非全是张献忠所沉？

　　江口出水文物超过万件，其中大量是各种金银首饰，以及少量兵器。对于其中出水的一柄铁刀，袁庭栋认为并非兵器，而是民间用的砍柴刀。因此把这件文物作为张献忠在此战败的证据，袁庭栋认为还需研究。此外，袁庭栋认为各种金银首饰也不一定全部都来自张献忠所沉，“江口作为岷江上重要的水码头，两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上下时掉过东西。”不过，四川省考古院院长高大伦认为，从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来说，这批文物中混杂了更早或更晚时期东西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这些来自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的文物，其研究价值并不只是解决四川明末史的问题，而是明代尤其是整个南方历史的问题。

　　据介绍，四川省考古院本月中将再度发布考古成果，更多出水文物以及遗迹未来将陆续公布，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更多信息。 (本报记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