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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意趣，包裹海内外之形、材精华。
自然之趣
道家雏形思想开始挥洒
人文，总是与地貌匹配，而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典故，更是像一面窥视镜，将最原汁原味的人类思潮反射而出。在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殿增的眼里，在中华大地上，最初分野出两个迥异的体系：类似儒家的氏族王权与近乎于道家的自然神权。
北望中原，数千年前，黄河之水翻腾弥漫，为抵御不测之灾，居民抱团取暖，强化血统氏族，出于对稳定的渴求，王权产生。就在对抗自然中，中原人以坚韧之力，书写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等故事。
反观千里之外的蜀国之地，“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在天府乐土给予的相对和谐生存条件下，春耕待秋收，鸾鸟且自歌，居民们怡然自乐其中，自由自在的道家雏形思想开始挥洒。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三星堆偏安一方，独立发展。于是，居民只想着祭祀，酒足饭饱之余，他们感恩大自然的给予，搭建出一千平方米的大房子，聚集祷告。随着祭祀需求的增大，专门从事祭祀用品的工匠产生，雕琢出量更多、质更优的青铜玉石。而在交易与市场的作用下，三星堆城也逐步中心化，居民纷纷向内迁移。密集的城市中，全民祭祀，处处祭祀，与树对话，向山高歌，想象驰骋，空气中四处散布着浪漫的气味。
信仰之力
六波文明传入精美礼器
人类生来就有了解讯息的欲望。数千年前，没有传播延伸工具，居民们靠着口口相传，了解外界讯息。当时，三星堆繁华的神权盛景引起了外地部落的注意。于是，他们试图走近。
知晓三星堆的盛况后，他们暗自琢磨，纷纷选出最得意的祭奠品带去，一展自我风采。赵殿增说，在三星堆续存的两千年间，至少与6种早期文化发生过交融。当时，人们只能徒步奔走相告，许多地区的居民并不能直接抵达巴蜀，而是奔走相告，靠着站站相传的方式，将礼器及信念传入三星堆。而三星堆人一方面接收了外来文化，同时也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信仰，进行消化改造，加入固有的观念，变成特殊的神器，最终自成一格。
最初传入的方位可能来自东南地区。4000多年前，浙江杭州的良渚人带入各式玉器，三星堆人乐呵呵地收下，祭天祭地。闲暇时分，他们躺在天空下，将玉器与身边的事物比照，以形类比，分起了类--玉琮代表神权，玉璧、玉瑗当为财富，玉钺应为军权……
就在三星堆人满足于仿物的玉器时，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像”给了猛烈一冲，善学的他们立马提起刻刀，端详着巫师、首领，雕刻成本地蜀人的模样。随后，待青铜技术传入，他们又制成铜“人头像”。再然后，他们想要刻画出完整的人，铜“立人像”出现。这种青铜“立人像”的原始形态，则可能还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立人像”，甚至与辽宁“红山文化”的玉“立人像”有某些渊源关系，表现的都是正在作法的神巫形象。
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
古埃及突特卡蒙面具，在三星堆进行了演变。
简朴之理
埃及金面具罩在青铜像外
第二波影响三星堆的文化，可能是来自西北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传入一种上端有叉刃，下端呈长方形的玉器，被称之为“牙璋”。三星堆人仿造出来后，又根据对鱼、鸟图腾的崇拜，在器身上加入游荡的鱼儿、飞翔的透鸟等纹饰。加之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影响，玉璧玉斧等器物大量出现，在三星堆得以强化、夸张。
3700-36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带进来兽面纹铜牌饰，有意思的是，三星堆居民在生产过程中“偷懒”起来。他们保持了器物的特征、用法和内涵，但逐渐将图案简单化，到后来，甚至只留下长方形的外貌。
3600-3200年左右，“商文化”所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及玉器又大量输入，如铜尊、铜垒、玉戈、玉矛，三星堆居民略加改造，成为大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三星堆古国最高的繁荣。
东亚南亚地区交流来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型，以及三界、阴阳门观念等，促进了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的塑造和天门理念的产生。
3600-3100年前西亚与埃及也动了起来，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不但曾影响到希腊迈锡尼文化，也间接传播到了三星堆。纯纯的黄金，足足的奢华，这对求自在的三星堆人来说，有些昂贵，于是，他们制造出一个个薄薄的金面具，罩在青铜人头像的脸面之上。而蜀地出产的丝绸，也曾发现于三千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中。
赵殿增认为，三星堆与外部的往来，首先是带的神权信仰色彩，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的交流，可以称之为“早期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