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五大博物馆馆长讲解镇馆之宝

2019年06月08日 07:53:43 来源:成都商报
记者:陈谋 编辑:王敏琳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遗产日文博活动主题是“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口号是“确认过眼神 我是文物守护人”;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主题为“非遗保护,中国实践”,倡导“见人见物见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文体频道特别策划“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解密成都镇馆之宝”系列报道,继6月6日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开讲镇馆之宝太阳神鸟《一眼三千年,来看成都的黄金美瞳》之后,今日集中推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彭建平、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等五大馆长主讲的镇馆之宝。他们,将首次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讲解员”身份,讲述守护这些“成都国宝”的幕后。

  或许您听过某个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看看馆长们的讲解有何不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推出这组报道,不仅是让这些珍稀文物“活”起来开口说话,更因它们是检验你是否来过成都的重要证据!

  特约讲解员、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

  青铜弩机 三国重器

  众人皆知诸葛弩,那有一件镇馆之宝不得不提。即:蜀汉青铜铭文弩机。蜀汉青铜铭文弩机长13.3厘米、宽6.7厘米、高15.3厘米,青铜铸造。弩机部件保存比较完整,但因锈蚀严重已不能活动。

  机身有铭文“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遂绪吏李飞□杨汲□工杨茗作立坂重二斤五两”三十五字。

  从铭文来看,蜀汉弩机有一定的模式。除武侯祠馆藏青铜弩机,郫都区太平公社晋墓出土的铜弩机铭文为“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典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体例一般是“年号+中作部+主管官员名字+吏名+工名+弩机强度+重量”,“中作部”是政府主管弩机制作的官署,“典□□”、“遂绪”、“左典业”、“刘纪业”是主管弩机制造的官员,“李飞□”、“杨汲□”、“陈深”是监造官,“杨茗”、“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三级负责,责任明确。曹魏弩机铭文模式与蜀汉类似,其刻铭体例为“年号+左尚方造+监作吏名+匠、师名+编号”。而孙吴弩机刻铭的体例较为特殊,除年号、匠名外,不见监造名,亦不见生产机构,主要刻具体的使用者姓名和职务。虽然魏、蜀、吴三国制度各异,但弩机制造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注明:“□”符号是文物上看不清楚的字)

  唐三绝碑 妙绝天下

  提到三国,最为人熟知的便是集忠贞、智慧于一身的诸葛亮,观众到成都总会选择去成都武侯祠领略一下一代名相遗迹的风采。

  进入武侯祠博物馆大门,就会看见右侧碑亭内矗立着一通石碑,旁边的简介牌写着“唐碑”二字。“唐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身连同云纹碑帽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厚25厘米,碑身嵌入碑座,覆盖于碑亭之中。唐代宪宗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其僚属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事毕,令人建了石碑,故此碑被称为“唐碑”,俗称“唐三绝碑”。说到这三绝碑,为什么要叫“三绝”?

  我们看到,碑文由武元衡的僚佐、节度掌书记裴度所撰,裴度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当时裴度的文章可谓是千金难求,所以这文章算是一绝。好文定要有好字相配,文章写好以后,由柳公绰书丹。柳公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柳氏两兄弟书法造诣旗鼓相当,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说“公绰乃不俗于兄”,对柳公绰的书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这书法又是一绝。

  说到这第三绝,则是诸葛亮的功绩。诸葛亮匡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而诸葛亮的功绩又被定为一绝。

  故因诸葛亮的功绩、裴度的文章、柳公绰的书法,唐碑被称为“三绝碑”。

  “唐碑”历经上千年的沧桑变幻而完整留存,是成都武侯祠悠久历史的难得实物见证,是具有多种价值的珍贵文物,堪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特约讲解员、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 刘洪:

  宋刻孤本 诗圣光芒

  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让世人知晓了杜甫在成都这座茅屋故居。冯至曾说过“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而草堂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国家一级古籍,被称为“海内孤本”的南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这部书是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的李一氓,于1964年为杜甫草堂搜集而来。1965年8月,此部孤本杜集由李一氓同志寄回成都杜甫草堂珍藏。他曾说到:“草堂先生应重归草堂,以得其所。”

  这部残本杜集原二十卷,残存六卷,不见公私目录著录。旧藏清内阁大库,在清末时流出宫外,被湖南著名收藏家叶德辉和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收藏。李一氓对此书进行了考证,“书中匡字缺笔、慎字缺笔,依缺笔,约可断定为淳熙刊本,依纸质字体,约可断为建阳刊本。”他还邀请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赏阅、题词,为此南宋孤本增色不少。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还题词云:“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未见,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他们的题词都指出了此书的珍贵。而这些题词本身,又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此书愈加贵重。

  李一氓除为草堂搜集此本宋刻本外,还为草堂搜集或捐赠了一批宋元至民国的刻本、抄本、稿本,以及字画等文物。

  所以,今天,不管是不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都不能忘记这位为草堂购得杜诗珍本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功绩。

  特约讲解员、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 彭建平:

  千年一帝,一石千年

  成都永陵不但是我国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座将墓室修于地表之上的皇帝陵墓,还是国内考古界首次采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发掘的皇陵。

  成都永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尊帝王石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皇帝王建石刻真容像。

  这红砂石圆雕坐像,通高86厘米,人物形象塑造得流畅自然、浑然天成,局部处理颇现功力,面部刻得高贵尊严、平和安详,其神态刻画栩栩如生。高超精妙的雕刻手法,使其成为中国唐朝、五代时期人物雕像的杰作,为研究当时皇家的衣着服饰和肖像雕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尊帝王石像是如何发掘的呢?1942年,当时的天成铁路局奉命在此发掘防空洞时,发现了排列整齐的砖砌墙体,闻讯赶来的考古学家冯汉骥断定为一座古代墓葬。通过这次考古工作,发现永陵虽然经过盗掘,但仍然保留的王建的石像、玉册、哀册等文物,证明了此处正是唐末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

  建馆几十年来,永陵地宫的王建石像、王建棺床上的“二十四伎乐”石刻浮雕,一直深受大家关注与喜爱。尤其是“二十四伎乐”石刻浮雕,手持各种唐朝乐器,不仅与王建石像一起见证了蜀地石刻艺术的高峰,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成都的另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唐朝音乐之都。

  特约讲解员、成都博物馆馆长 李明斌:

  石牛不牛 石犀才牛

  位于市中心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属于新馆。原成都博物馆创建于1958年,藏品总数近20万件。在成都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一个 “萌兽”最为抢眼。其实,成都人都不陌生,“它就是天府广场挖出来的那头萌牛!”。

  2013年1月8日。这一天,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天府广场钟楼下挖出它的时候,它的耳朵、眼睛、下颌和鼻子仍然清晰可辨,局部装饰卷云图案,四肢短粗,身体浑圆,造型极萌。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达8.5吨。

  其实,它最早埋于秦朝、最晚埋于西晋,但它的制作年代早于西晋。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是目前成都市区出土的最早最大的圆雕石刻,具有极高的考古与艺术研究价值。

  它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蜀守李冰作石犀治水的记载。这尊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还需进一步的考证,不过它应当与李冰治水时建造的石犀是一个体系的,兼具水则(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和镇水神兽的功能,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价值。

  成博还有一个呆萌的小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经穴漆人。这个 “小人物”仅高14厘米,但却是成都博物馆的文物明星,也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特约讲解员、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

  格萨尔唐卡,活着的史诗

  唐卡是藏文音译,指绘制在丝绸、绢面或布面上的一种藏族特有的卷轴画,被誉为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珍品。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英雄史诗,国际学术界有人将它称作“东方的荷马史诗”。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现之前,《格萨尔》主要依靠民间艺人的说唱而广泛的流传。为了加强说唱时的效果,加深艺术感染力,也为了招徕更多的听众,一些民间艺人就以格萨尔为题材,绘制人物画和故事画,说唱时把它们悬挂起来,边解释边演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唐卡类型,称作“仲唐”。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套格萨尔唐卡共有11幅,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仲唐中的精品,也是现存唯一一套保存最为完整的格萨尔系列绘画。

  与世界上其它一些著名的英雄史诗相比,《格萨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它世代相传,至今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当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传唱着他的故事,成为世界上所有史诗巨著中唯一“活着的史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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