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 安澜索桥。费佩德(美国)摄 沈弘王国平供图
1909年 安澜索桥的桥头堡。恩斯特·柏石曼(德)摄
沈弘、王国平供图
1908年 都江堰水利工程与安澜索桥。
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英国)摄
安澜索桥(现代)。
在都江堰,可能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像安澜索桥那样,如此亲近地与一江水保持着长逾千年的守望,那是一种鱼对水,枫叶对秋天,大地对春天的情谊。岁月的风霜轻盈而又凝重,不知不觉间,一座桥就已古老得忘了自己的年龄,直至今天,它的初建时代仍是一个谜。至少在唐代时,它就已经在都江堰的上空像唐诗的韵律一样诗意地摇荡了。
大诗人杜甫(712-770)寓居成都时,就曾亲自陪着李七司马观看过这座桥的培修,为此,他在《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诗中抒情地写道: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苍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观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我们可以遥想,当身着唐装的诗人,像灵敏的猿猴一样缒桥而上,颤颤而过。而脚下的笮桥则像柳枝一样在风中荡漾,时而向下跌落,仿佛下落之纸鸢;时而向上荡起,恍若鱼儿跃出水面。诗人最担心的莫过于戒备放松,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无底的深渊,一腔诗魂化作滚滚秦水。
古之“珠浦”
夜度绳桥看伏龙
安澜索桥古名“珠浦桥”,又名“笮桥”、“绳桥”,“竹桥”,“竹藤桥”等,而“珠浦”则是因与宝瓶口、金灌口、玉垒山等配合而被赐以嘉名。
《四川通志》云:“其制两岸椠石为穴,犍石为笼,夹植巨木,屹砥湍流,编竹绳跨江,横阔一丈,离水面五丈,长一百二十丈。”
《灌县志》云:“桥在县西二里,……崇德庙(即二王庙)前,旧有索桥,即珠浦桥也,久废,设义渡以济往来,每当夏秋水溢,常有覆溺之患。嘉庆八年……仿旧置建立,长九十丈,高二丈二尺,阔一丈,名安澜桥。”
也许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古代的安澜索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建筑。
历史太遥远了,远得就像一片失忆的沙漠。在没有相机的时代,安澜索桥没有留下它丝毫的尊容,即使是当时在都江堰曾作过大量壁画的唐末大画家孙太古,也没有用他的残笔剩墨为今天的我们留下索桥的一根柱子,两条竹索。
幸好,我们还有文字,还有善于驾驭文字的宋代大诗人范成大(1126-1193)。他长时期的滞留都江堰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将都江堰和那座在唐风宋雨中荡漾了数百年的“绳桥”详细地记在了他的《吴船录》里:
既谒谢于庙,徜徉三楼而返。将至青城,再度绳桥,每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排连之。上布竹笆,攒立大木数十于江沙中,辇石固其根。每数十木作一架,挂桥于半空。大风过之,掀举幡然,大略如渔人晒网、染家晾彩帛之状。又须舍舆疾步,从容则震掉不可立,同行皆失色。
“渔人晒网、染家晾彩帛”可说是将人行于绳桥上的情形描述得生动之极,从那些非常专业的文字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出范成大的建筑天才,如果他改行的话,一定是一位优秀的桥梁设计师。
将安澜索桥用散文笔法记在《吴船录》之后,范成大似乎觉得并不过瘾,于是诗兴大发,题诗一首《戏题索桥》,至今读来,仍可想象当时索桥之壮景:
织簟匀铺面,排绳强架空。
染人高晒帛,猎户远张童。
薄薄难承雨,翻翻不受风。
何时将蜀客,东下看“垂虹”?
人们不仅会问,如此多的古人描绘过的索桥究竟在哪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用苏东坡(1037-1101)的两句诗可以回答:“朝行犀浦催收芋,夜度绳桥看伏龙。”那里应该是离伏龙观非常近的地方,因为在夜色中,站在绳桥上,依稀可以看见不远处伏龙观上的飞檐翘角。
毁于战火
乡绅夫妇修缮而称﹃夫妻桥﹄
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桥都会经历过数次变迁,几番毁建。安澜索桥也不例外,有两次修护却不得不提,这在中国桥梁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段可圈可点的佳话。
宋淳化元年,在大理评事梁楚主持下,对当时的珠浦桥进行了重建,这座桥就以梁评事的官名为桥名,这就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评事桥”。在中国历史上,官员修缮一座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而桥名用官名来替代,可见老百姓对一个官员从心里的由衷爱戴和拥护。
另一次修建是在清代。明朝末年,安澜索桥毁于战火,由于安澜索桥是当时连通岷江南北两岸的交通枢纽,没有了桥,两岸的人们只能隔河兴叹了。直到清嘉庆八年,才站出来一个修桥的——他的名字叫何先德。或许当时人们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是当地的一个乡绅。但他还是站了出来,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胆识,官员修桥理所当然,因为他是百姓的父母官,而对于一个乡绅来说,则是一件义举。问题是,最后桥修完之后,曾经豪富的乡绅已经囊空如洗,变成了一介平民,这已不再是义举所能形容的了。桥成之后,何先德夫妇将之命名为安澜桥,意为安渡波澜之意。但是民间一直没有使用这个桥名,他们为了纪念何先德夫妇的造桥功劳,将之称为“夫妻桥”。
后来有一个民间故事叫《夫妻桥》,说的是何先德夫妇修桥的故事,再后来有一个川剧,也叫《夫妻桥》,说的也是这段故事。
百年时光
定格在各国学者镜头中
最早用相机记录下安澜索桥结构的是日本著名学者山川早水,同时,他在大型游记《巴蜀旧影》中作了如下描述:
“岛的上端叫分水鱼嘴。以此为中心点,架有一大吊桥,就是灌县的索桥。桥长九十六丈多,宽约一丈余,铺以木板。桥索全是竹制,两端之大小,周围长一尺五寸。桥头的土地,以中国固有的水泥固定,穿六孔,植六大木桩。桩高九尺,直径一尺有余。如果没有如此之大小,就不足以支撑九十六丈的长桥。几条桥索完全缠绕在此桩上,一旦桥索松弛,用人旋转木桩,将其竹索拉紧。其结构之简单,使用之方便,可见创意者用心之良苦。”
1908年,已经默默地在风雨中飘泊了一千多年的安澜索桥又迎来了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这个德国人不仅带来了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随身带了一部照相机,他用建筑师的眼光将这座古老的桥身轻轻地抚摸了一次。
1911年春天,同样在四川高等学堂任教的美籍教授路得·那爱德也拿着他的那部老式干板照相机来到了安澜索桥。他先是站在伏龙观上,他拍摄了树影摇曳间的安澜索桥,后来,他又走到近旁,站在索桥桥头堡下拍摄了斜阳下的索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路得·那爱德在摄影方面的水平之高超。
山川早水留下的照片虽与柏石曼、那爱德角度不同,但是,穿过100年的时光,我们仍然会发现,在他们各自的视野中,安澜索桥是完全一样的古老与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