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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成都“三权”改革开先例
成都商报：科技成果转化是成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重要内容，也是科技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您怎么看成都的科技成果“三权”改革。
马名杰：我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去成都，了解到成都推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已经在西南交通大学有了很好的探索，采取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由职务发明人和单位共同所有的形式，在全国探索先确权分割的方式，以此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这种改革，比较好地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问题。
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按照现有的国家政策，是由大学所有，归于大学，这个和美国的《拜杜法案》是一样的。但是，在后面的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会受到国有资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束缚。也就是说，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实际上不适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西南交大的创新，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上，在大学和科研人员之间进行了划分，实现双方共同所有。这使得后面的科研成果的定价、转让、入股，股权激励等，都能比较好地处理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程序、规定上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科研人员也获得了比较大的激励。
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成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这个领域的探索，国家也给予了成都相关的政策。四川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这些经验。据我们所知，不只在四川，包括重庆等其他地方也在学习这个经验。这是非常好的探索，值得鼓励。
这个模式开创了一个先例，突破了现有的政策束缚。目前还是区域性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束缚科研成果转化、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也很有希望下一步在全国性的层面给予考虑和解决。当然，如果要在国家层面来进行制度设计，需要更谨慎的考虑。
当然，也并不是说国有资产的科技成果转让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模式。未来随着知识产权环境的不断完善，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力、资金实力的不断提升，政策环境不断改善，我相信专利许可等转化形式会越来越多的涌现。
服务
改善营商环境 创新生态建设
成都商报：您刚才提到，创新中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行为，创新中心要能够吸引要素才能更好地发展。那么在建设的过程中，城市能做什么？是不是有空间去做？
马名杰：答案是“是的”。一个地区要形成创新中心，成为创新型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政府在其中大有作为。
第一个最基本的作为，就是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要亲商，让投资者，不光是直接从事创新活动的投资者，而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更低的交易成本，更少的来自政策层面的阻碍。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西部地区来说，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者，是现阶段发展的基本要求。凡是发展比较好的城市，它的营商环境都比较好，在政务服务、简政放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最基本的环境都比较好。
创新是一个经济活动。很多投资项目，其实本身就有创新活动在其中。城市服务不能只针对创新活动给政策，但企业却连基本的产权保护都得不到。这对创新驱动是有害的。其实很多地方在转型上面临挑战，不是创新环境不行，而是营商环境不过关。
第二个是创新生态建设。成都等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吸引人才、促进高校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吸引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进驻、完善创新服务体系、扶持创业活动等等。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吸引要素的集聚，同时需要政府致力改革，去除阻碍创新的政策障碍。
同时，政府还可以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人才、技术等要素在产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顺畅流动。政府可以出台加速企业成长的金融政策。对创新来说，资本非常重要，虽然税收、金融等大的政策权限主要在国家，有赖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但地方政府在促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为的。
区域之间的创新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科研资源的聚集、经济发达程度等非政策因素，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制度，这里的制度指区域的环境，指地方政府更加有为，更加是一个有限政府、友好政府。其实，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只是相对国内其他城市而言，创新的环境好一些，政务服务好一些，企业得到的支持多一点，遇到的障碍少一点。在营造创新环境，吸引要素资源上，成都在很多方面完全是可以追赶的。（谢佳君）
